在一份有关艺术工作者个人状况的表格中，陈振国先生对其中一项“你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谁”的回答是“侯宝林”。这类应酬式的表格当然不被人留意，但在某种关注琐细事物的小聪明——振国先生称之为“钻牛角尖”——的支使下，我充满好奇地翻阅了所有的答卷，振国先生的这个回答就像眼看要抓住的辫子转眼间变成一条泥鳅从手中滑落。我原以为，为了在镜中照见自己，振国先生在那个空格里理所应当填上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哪怕是填上“齐白石”或“徐悲鸿”，就专业感来说，也比这位刚刚过世的曲艺界老前辈强得多。
在我看来，“候宝林”出现在一个画家迫不得已的填字游戏中，所暗示的既不是这位相声大师的生平事迹与另一个个人经历的相似，也不是这个“幽默”的同义词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作品之间的某种联系，而像是另一个比我更爱钻牛角尖的人对时髦的不屑一顾。在今天的中国画领域，这种时髦充分表现在“新文人画”和无的放矢的“创新”两个方面。即使是在最困惑的时期，振国先生也保持了他的冷静，没有加入任何一种时髦和论战。换句话说，他有幸未能成为这个时代某个小世界中的明星。至于他那些从主题创作或是从写生画中脱胎而出的作品，所体现的也恰恰是一个不相信神话的怀疑论者针对个人才能而作出的选择。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找不到半点像关良那样的幽默的影子，更不必说侯宝林。如此缺少“图式背景”，缺少评价它们的流通词汇，便只好回避媒介所制造的种种热闹景象，另觅一处与世隔绝的空间去加以看待。就因为这样，才使得人们在谈论其作者时要用“保守”这个词吗？
几年来，我与振国先生之间常常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而发生争执，有时候，起因仅仅是我无意间随口说出“创造”这两个字。作为一名“部下”，即使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没有注册的理论思考者，也不可能在我的“顶头上司”面前去为一个词（就其定义和意义）而作自我辩护。相反，在体验了某些轻微的不快之后，我也捡起了“保守”这个并不过分的词，以它的极不确切的含义去制做一顶大小合适的帽子，戴到如今我笔下的主人公头上。人们在这顶帽子底下看到的这张面孔，正如另一个作家笔下所出现的那样：理智型、城府很深、世故……
然而，有一天，像是为了报复似的，在我写了一些不长不短的文章和参与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之后，振国先生终于把那顶帽子反扣到了我头上。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渐渐放弃了刚刚得来的对“明星效应”的体验，回到某种为传统价值所认可的努力中。在今天看来，这种努力的第一步就是把眼前的目标挪至更远的地方，以期与历史构成前所未有的连带关系。毫无疑问，在彻底融进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的比照下，这种努力的保守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当我还没来得及把那顶帽子改制成饰有现代花边的某种象征物时，我们之间的另一次接触——显然是更微不足道的——再一次改变了我对振国先生的看法，以至于我今天更乐意用“理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词，去形容他那令人把握不定的性格。
为了处理《教学研究论文集》中早期文稿的“历史性错误”，我建议在已定稿的序言中插入一段符合官样文章格式的说有文字。记得那个句子中有“去伪存真”这样的字眼，尽管它与我的写作观念格格不入，但为了让句子有一个令人舒坦的停顿，我却愿意使用它。振国先生坚持划掉这四个字，他的理由让我吃惊：什么是伪？什么是真？我们今天能分清楚吗？
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与此相仿的说法不正是出自我刚刚校读完毕的《重现的镜子》吗？在这本提醒人们“彻底抛弃固有的观念”的“传奇故事”中，我所尊敬的罗伯—格里耶先生恰恰也是一位不相信真伪，或者说是有意混淆真伪的怀疑论者……
我并不想因此而断定振国先生站到了反对一切陈规的革新派一边，但是，在如今这个依然称得上是庞大的现实主义阵营里，振国先生是我所接触到的真正没有妄自菲薄而又有所超越的思想者（也可能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他那从个人作品到教学管理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思路，既影响到为数不少的受教者从扎实的基本练习——似乎是以扼制“创造力”为名的——转向自由之境；也使得我在宣称告别了那个“保留品种”之后，还能顶着太阳，趴在太行山的尘土之上，对着那些布满皱纹的脸孔，按照传统和写实法则作类似于振国先生在瑶寨所作的那种人物画——由于“保守”教学练就出的“童子功”，即使搁笔已久，仍感到得心应手。
与中国画系传而统之的教学并行的可能还有另一类“开放的”教学，其间充满了诱人的词句和翻新过的形式。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振国先生对这种教学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的基础体系时，因为害怕跟不上时代而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只可能导致远离既定的目标。我将这样的观点发展成一篇旨在呼唤科学教学的《提倡一种单一的素描教学》，用武断的语调对此前那场辩论会上反对者的声音作了回应。而当时坐在会场里的振国先生，始终没有起身反对我，倒是对我的某个同事、我的观点的支持者和补充者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在另外一些场合，后者从他那里领略到的不快可能比我还多。
为了感恩而索性踏进对方的阵营，这一直不是我以及我的那些言行稍有倾斜的同事所采取的方式，振国先生也是这样。在处理教学与创作两大关系的问题时，他的态度历来都很分明：既不主张把创作中的“实验”带到教学中，也反对创作中那种食而不化的因袭作风。这使得我们在理智地扮演双重角色的同时，体验到激情和活力。
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怀疑精神在起作用。它作为一件武器，有时也会反转头来对准我们自己，考验我们是否真的能理智地对待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这个时候，振国先生也许正在改变一下姿式，考虑起某些尚未实现的、与跟上时代相关的疑难问题。
最后一个故事便是这篇文字的由来：我曾经把一个装有四五本罗伯—格里耶小说和两封亲笔信的小箱子寄存在振国先生家里，一年后，出于礼貌，我又送了他一本《重现的镜子》，尽管我相信他不会有空去读它。然而，有一天，他来到博尔赫斯书店，对我说，你给我写篇文章吧。他的儿子读了《重现的镜子》中我那篇说明性文字，而并不怎么崇拜权威（又是怀疑！）的父亲居然接受了儿子的建议。看在过去那些争执的份上，在思路并不怎么顺畅——常常被白天的写生而打断的情况下，在京郊农村简陋的房间里，我将我所知关于他的二三事编织在一起，算是对这本即将出版的画集的一份敬意和祝贺。
-陈侗
